北大毕业，做高管 10 年后去拍电影，她为何放弃主流“理想”人生？
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499 篇文章
印象中的荷兰是一个有趣的地方。
从家到学校十分钟的车程里，晴朗的天空突然间雷雨交加，接着鹅毛大雪漫天翻滚，一阵大风吹过天晴了，转眼又下起了冰雹，一会儿又停了，最后太阳出来了喜洋洋。
想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，作为北大交换生来到荷兰留学，那是我第一次在异国生活，除了多变的天气，对很多事情都倍感新奇。
最让我难忘的事情有两件。
初到荷兰，我从学校步行至市中心观光，脸上闪烁着观光客的微笑。想是面容过于友善，招来一个在路边徘徊的荷兰人。他朝我嘅哩哇啦说了一通荷兰语，见我一脸懵逼改成英语，表示是要向我问路，问我难道不是本地人？我简直怀疑这人脑子有病，我明摆着是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，哪里长得跟本地人有半毛钱关系。
没过多久，我便了然。荷兰是悠久的港口国家，当地居民哪里来的都有，早就习惯了一件事，外表是看不出一个人的。
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在离学校不远的车站等火车。我不耐烦地沿着站台溜达，遇到一个荷兰小伙子，也是等得百无聊赖，确认过眼神我们就唠起嗑来。听说我是留学生，小伙子也介绍起自己，他刚刚高中毕业，成绩还不错，打算先看看再晃晃，兴许过两年也念个大学。
我直勾勾地瞪着他，成绩不错难道不是应该马上考大学，先看看再晃晃是什么鬼？他直勾勾地瞪回来，为什么要马上考大学？为什么一定要考大学？为什么你非要考大学？他的三连问问得我瞠目结舌如遭雷击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知，我从来就不知道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。
活了二十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不同，第一次知道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。
▲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
小时候的我是个到处涂鸦的熊孩子，洗菜盆子、老爸的袜子、邻居家的狗子……为了让我不祸害更多，爸妈把我关进美术学习班。
静物里的苹果摆烂了几箩筐，列宁石膏像从雪白画到泛黄。最后，我却没有报考美术学院，理由听起十分凡尔赛，因为我的文化课好到被北京大学录取了。
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。人生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会选择走进艺术的殿堂，习得一门手艺，成为一名匠人，用时光修炼技艺直到精湛，诠释所观所感生活之美。那会是我欣喜的归宿，也是我兜兜转转走完前半生，才终于明白的真正所求。
人在年少时，总会向往别人说的好东西，因为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自己觉得好的。有人就这样跟着别人走了一辈子，至始至终不知道自己觉得什么好。有人发现了自己觉得什么好，却已经走到一半不想再走回头路。也有人一旦明白了自己觉得什么好，就没法不回头，总想去到那里看上一看才能消停。我想我属于最后一种人。
六年的美术学习并没有枉费，它给了我审美的触觉，去接收各种各样的美。我喜欢小说的幻想、音乐的情绪、油画的味道、照片的语言……而这些美在电影里得到了整合。电影是故事、是表演、音乐、摄影、美术……它装下了许多美，最后成为了另一种美。
在荷兰留学的日子，我结识了同样喜欢电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观看来自世界的五花八门的电影。我看到了那么多不曾看到过的电影，它们强烈、个性、艳丽，好看得令我沉醉。电影，从这个时候成为了我的一种向往，但是把它做为职业，是一件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情。
从荷兰回到北大，正值毕业的当口，我投身茫茫求职大军，从善如流地成为了波士顿咨询公司（BCG）的咨询顾问。2004 年的 BCG 和咨询业如日中天。手捧金饭碗，日日加班，夜夜加班，我乐在其中，前途可期，钱途可期。然而，这种其乐融融仅仅持续了一年。
我做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小手术，却因为赶上国庆节床位紧张，被安插在了晚期癌症患者的病房。白天大家有说有笑，到了晚上，死亡的恐惧便灌满整个屋子。生命越到最后越需要光明，夜是最难捱的时间黑洞。
有人在夜的最深处离开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我第一次离死亡如此之近，如此清醒地眼睁睁看着它到来。从那时起，我心里被埋下了一个念头：生命有限，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而从想做到做，我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。
▲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
2004 年到 2014 年，我告别 BCG，完成沃顿商学院 MBA 的学业，加入 Apple 的零售神话，跻身迪士尼高管之列。在别人看来这是根正苗红一路青云的十年。而我却感到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2012 年的冬天，我发现自己严重抑郁，怎样都高兴不起来。对生活失去兴趣是一件恐怖的事情，就算对生命放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念头吓到了我自己。
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不开心，有什么不满足呢，一切看起来都很美。理性在感受面前慌乱了阵脚，自我说服的尝试全军覆没。
我问自己：做什么能让我开心起来？我心里的声音说：拍电影。这听起来简直是荒唐，但这个声音强大而坚定，令我感到别无选择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没有用脑袋而是随心所做的决定：好，那就去拍电影。
多年以后，回望这个决定，我懂了它是一种必然。涂鸦的小孩、看到另一种选择、被电影之美感动、思考生命的意义、对不敢面对真我的厌倦……这些时刻像一粒粒种子，长进心里，不断膨胀，破土而出。人的初心是执念。
一位大师说过，放不下的就要捡起来。
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日子，有着重回少年时的美好。
清晨六点，校园里便满是人影，念台词的练形体的，稚嫩的脸蛋上写满桀骜，青春的气息如杂草般野蛮生长。脱掉黑压压的职场套装，换上最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我连蹦带跳地奔向这片草地，与之融为一体。
▲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
也有跟年少时的不同之处，这时的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我想要的，不再任人左右。不喜欢的课坚决翘掉，喜欢的老师绝不放过，课堂上交锋，课后死缠烂打，榨取干货无所不用其极。
导演系所有的课程中，我最喜欢表演课。最初的喜欢来自新奇。
解放天性的课堂上，每个人要完成五分钟的动物角色表演。我对这堂课既期待又惶恐，脑子里各种各样反抗的声音在跳脚：“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像动物一样爬，太羞耻了”“演不好怎么办，会丢人的”“做领导的人，干这事不荒唐吗”……
老师的训导直击要害：
解放天性这堂课，阅历越多的人越难完成，应付社会带了很多年的面具，要摘下来是困难的。
孩子是最容易解放天性的，让他们演动物他们没有任何负担。解放天性的本质是放下杂念回归本心，不要想你是谁、能不能做好、别人怎么看，这些统统都是杂念。专注，把所有注意力放在角色上面，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把它演好。
”醍醐灌顶！我决定试试。
我演了一只鸟，站在台上被全班同学注视，像没穿衣服一样窘迫难堪。站上来就没有后悔药，只能把心一横。好吧，专注！我想着我是一只鸟，关掉其他所有念头。我是一只小小鸟，蹦蹦跳跳捉虫吃，张开翅膀向天叫，抬起脚丫挠痒痒，敢有动物（同学）来偷袭，统统给它揍回去……
这是我成人以后在众人面前做过的最荒诞的事情，站在台上的五分钟是我渡过的最漫长的五分钟。当老师喊停的时候，我躺平在地上，开心地笑了。我摘掉了前半生长在脸上的社会面具，我感到了重生。
如果说解放天性是一次洗礼，那么毕业大戏就是一场颠覆。
毕业大戏是表演课最隆重的结业汇报，全班同学要正式登台完成一出话剧。我们只有四十五天来完成排练，并且不可以耽误其他科目的课程。
第一次彩排糟透了，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。但老师（导演）对这些就怀疑像没听见，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：彩排、纠正、彩排、纠正，一遍一遍一次一次。
登台前的一个礼拜，导演带我们每天扎在剧场里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跟我们抠细节，我们换组休息，导演继续为下一组彩排。
站在舞台上谢幕的时候，我不得不相信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。我们坐在舞台边上等待着老师的点评，听到的一番话值得铭记终生：
别人甚至你们自己都认为演下这出戏不可能吧？但是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做到了。
导演系培养的是导演，我带你们走一遍，不是为了证明你们的演技，我是要让你们看到，导演的工作就是时时刻刻都要面对不可能。在所有人说不可能的时候，导演要坚持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
”筹拍第一部短片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无数的至暗时刻，每每都会想起老师这番话。我的首部短片赢得了掌声与荣誉，在所有的荣誉中，最令我开怀的是获得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提名。
最佳导演，是唯一的，是自始自终在坚持的那个人才配拥有的荣光。
▲ Fang 导在啃一支笔。
做电影的五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孤独的五年。
最初的孤独来自环境。闭关在家写作剧本成为生活的常态，很多天不与人交谈，张口说话词不达意，语言能力都蜕化了。接下来的孤独是朋友越来越少。
先是工作关系的伙伴退出视野，然后是一些看似朋友的人消失了，最后留下来的屈指可数却都是真朋友。他们关心的是我这个人，对我的身外之物毫无兴趣。我特别高兴光环散去时能拥有真朋友，这说明我做人做得还算成功。
最后的也是真正的孤独，来自内心。从职场转行创作，很多人说我“离经叛道”。起初我以为，只是职场人士这样看我，电影圈会理解我，渐渐地我发现，学商从商与修艺售艺都是主流路径，无论对于二者谁，我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类。
我极力解释试图被理解，而后我意识到，如此饥渴地想被理解是因为我内心的脆弱，我需要的是建立支撑自我的内在价值评价体系，而不是从别人的认同中获得安全感。一个人没有同类，依然可以走下去。内观，内省，自我评判。我决定向内而生。
电影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行业，没有人知道一个新人要花多少年才能拥有响亮的代表作。我以成为导演的初心接近电影，机遇使然从编剧起步，有幸跟随知名编剧为头部影视公司创作剧本，但依然无法规避行业的特质。
写了一半停掉的项目，写完了没有拍摄的项目，四年过去，没有一部作品最终呈现在荧幕上。第五年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必须拍出我的第一部电影，以导演的身份。于是，我回归了校园。
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我执导了生平第一部短片。当电影呈现在大荧幕上，影院里响起观众的掌声，我最大的感受竟然无关成败而是释怀。电影的神秘感在那一刻消失了，我居然觉得我可以放下了。我想我终于懂了那句话，“放不下的就要捡起来”。只有捡起来，才谈得上放下。
从电影学院毕业没多久，新冠疫情爆发。在武汉的至暗时刻，同学中的一位纪录片导演勇敢逆行，只身来到疫情的中心，扛起摄影机走进了病房。我真诚地羡慕他，拥有关乎生死也要去做的事情是幸福的。
我问自己，对我来说，拍电影是这样的事吗？
对电影最初的喜爱是原始的对美的感受，当我走进它视之为职业，我有了更大的野心。除了传达美，我更想通过它表达思想引发思考，影响观众乃至社会。
如果这是一份赖以谋生的职业，去完成制片方选定的题材是一个新导演工作的常态。坚持去表达，意味着放弃机会，意味着将收入拒之门外。如果不以之谋生？那么便拥有了自由。我豁然开朗。
做电影的五年，是我人生中最苦的五年。
报酬虽然一夜退回解放前，积蓄尚够衣食果腹算不得苦。全部的苦难来自精神。每一次创作都是榨干自己的过程，灵感来的时候神思泉涌，枯竭的时候几天也写不出一个字。自信也随着灵感的起伏躁动，就像坐上过山车，爬到巅峰飘飘欲仙，突然又猛跌下去一颗心悬到嗓子眼。
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之前的人生是多么苍白，那些职场里曾经的蝇营狗苟对内心带来的考验，充其量只能算洒狗血的偶像剧。不断地自我肯定自我否定，不断地将自信打碎再拼上，是我人生中最无助的经历，它与任何的世俗成就无关，是一场内心独自面对的战争。
这场战争的结果是，我从一名目的论者变成了一个过程派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将目光从结果移开去关注过程，灵感的起落不再是煎熬，此中的喜悦、悲伤、兴奋、绝望……统统成为了体验，有觉知的观察情绪令感受变得精微，灵感随之打开新的维度，创作也呈现出更多丰满。
对过程的关注，不知不觉从工作延伸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。我开始求索更多的新鲜体验，对未知的恐惧变成了对未知的向往。
踏上偏僻的小径、打开不曾涉猎的歌单、探索科学无法解释的领域……我发现自己像变了一个人，更或者是人格中不曾释放的一面终于淋漓尽致的打开。离开职场投身电影，我曾以为此行只是追梦之旅，到此我方才觉醒，电影和梦想原来都只是过程，带我找到另一种自己的过程。
五年的电影时光，是我前半生最精彩的岁月。我很感激电影，它给了我梦想，更为我打开了一扇门，通往探索自我的未知。
我的前半生，是一场走出舒适区拥抱未知的冒险。我从保守、稳定、追求主流成功的学院派，走向好奇、随性、探索未知的野战军。我享受着在逻辑的左脑和艺术的右脑之间切换，用不同视角观察感受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我的下一站会是在哪里，但我充满好奇并且无比期待。
▲ 愿女性的坚强来自人格而不是遭遇。
作者写在后面：
这是一个崇尚社会成功学的时代，大部分人在追求主流所定义的成功。我曾经是主流中的一员，自己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活成了非主流。
我想以自己为例子，告诉这篇文章的有缘人，非主流也可以活得很美，每种存在都有它的意义。跟随主流与对错无关，选择大多数人做的事免遭争议，是人追寻安全感的本能。
主流，就像舒适区。离开舒适区的最初，我也会惊恐不安，像一只落单的小兽。当我靠并不结实的身体爬过了一座又一座山丘，我渐渐开始了解人的潜力和自己能力的边界，并因此相信，若一个人真正了解了自己，便再无须从主流中寻找依靠。
如果你也不安于主流，正在舒适区的边缘徘徊，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你带来勇气，勇敢的迈出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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